在我国，新文科建设于2018年10月也初现端倪。当时，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今年4月，全国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都在各自的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布了2019年财务预算。
尽管与理工科高校的预算差距还很大，但今年一些传统文科名校的预算增幅比较大。最明显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年度预算数从去年的66.12亿元猛增到81.85亿元，增幅近24%，排名也从去年的第二十提升到第十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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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这与去年以来教育部提出推进“新文科”建设关系紧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典型文科高校今年的收支预算总表中，来自财政拨款的收入增长都较大，北师大增加了2.87亿元，人大增加了1.66亿元。
据光明日报报道，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解释：“从总体上看，各门类学科甚至整个科学都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不断走向综合。”
此前，人们在没条件认识事物全貌时，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事物，不得不将作为整体的科学划分为一个个专深、狭窄的学科专业。
这样，虽然提高了研究效率，但随之出现了学科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
在马费成看来，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们从未涉足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依靠单一学科，必须多学科协同。于是，在多学科交叉边缘上出现了新兴的文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在他看来，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寄希望于文科的内部融通、文理交叉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在技术发展面前，新文科也遇到了挑战。
“首先是技术和专业鸿沟”，马费成坦言，文科学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工具来解决本领域的研究问题；而计算系统的建设人员、平台工具开发人员往往又缺乏相关领域知识。无法有效捕捉文科学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无法发挥技术对研究的辅助作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取代一部分传统文科研究者，同时，革新了传统文科的研究场景和研究方式。马费成对此表达了隐忧，这个过程容易出现两个极端：
一是“技术主导一切”，让技术取代研究人员做出判断，而丢失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及其批判性思考；
二是文科学者对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偏见，容易引起文科学者的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技术的使用产生怀疑，甚至是抗拒。
近些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出现人文科学实验班，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出现学院式教学模式，这些尝试，被当作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经验。
200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招收首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生，由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集体授课，使得学生能够对相邻学科和相关专业的知识有所了解。
在综合素养评定、博士论文选题、撰写和答辩过程中，各学科的老师会进行相应指导。
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经太提醒，新文科建设不能一味趋新，新文科既不是理科化的文科，也不是哲学化的文学或者文学化的哲学。在文理融通的过程中，不能遮蔽“文”的本质；文理交汇后，须更加重视和凸显“文”的特质。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强看来，推动新文科发展：
首先要打破专业壁垒，包括人文社科内部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以培养科学哲学家、科学思想家等新型人才；
同时，高校培养人才不能单独以市场为导向，而是要更多地为科学发展所考虑；
此外，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仍需改革，即打破原有的办学观念，打破当前高校和科研制度管理行政化的禁锢。
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还表示，关键问题是要明确新文科的定位，不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而是教育内容的变革，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
曹胜高既以学生身份参与过文科教育模式改革的试点，现在又以院长的身份布局学院新文科建设。他坦言：“新文科能否做得好，关键看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