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开始一连两天，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如期进行。这是每年的例行考试。饶是如此，仍有可关注之处。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吧，一个是“思想政治理论”等6个科目继续实行“一题多卷”；再一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联合信息产业部门、公安部门“出车”、“出警”，派出无线电监测车，加强对异常无线电信号的监控和查处。两点实际上可归为一点：防作弊。前一个是防止场内作弊，后一个是防止场外准确地说里应外合作弊。
严格地说，这是相当“老”的话题了。溯源来看，作弊与防作弊也许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从来都如影随形。我胡乱猜测，可能自从有了考试，也就同时有了二者的“对立统一”。在角力的天平上，要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反复复，谁略胜一筹都只是一时间的事。近年来，但凡级别高一点儿的考试，不拘品种，大抵都要做防作弊的文章。今天不是喜欢拿高考、考研考博什么的和科举等而论之嘛，不妨就借此来比对一下。
从前防作弊，就考生而言只是防夹带。书上的东西记不了那么多，偷偷带进来。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印刷精致但体积极小的四书五经，被推测就是干这个用的。还有一些肯下本钱的人家，请高手猜若干策论题，再请人代作成文，自然也要先带进来才能发挥作用。像今天这样场外发射、场内接收的作弊手段，如果比作3.0版的话，彼时则连1.0也谈不上。所以他们防作弊的办法也简单至极：进考场时搜身。安史之乱前，这是唐代考场的一个制度。后来李揆谏言，“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才得到改观。这做法就像今天考职称外语可以带词典一样，不懂你就查查。李揆的观点是：“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不用死记硬背，用得到的书摆在那儿，只考你能论出什么道道来。明朝之初，因为朱元璋说了句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奈何以盗贼待之？”就不搜了，但到嘉靖末年还是再设搜检官，“解衣脱帽，且一搜再搜”。为什么呢？“时文冗滥，千篇一律，记诵稍多，即掇第如寄”，那些“无赖孝廉”大量搜罗以前人家的成文，“尽抄录小本，挟以入试”，用到什么就抄什么。不过，如果夹带被查出来，后果也很严重，可不像今天只是记录诚信档案、禁止若干年内再考，而是要“荷校于礼部前一月”，先公开示众，再“送法司定罪”。清朝前期，同样“大小科场搜检至严，有至解衣脱履者”；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但是刚一宽松，那些可能成为国家栋梁的举子立刻露出种种丑态，他们或“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那些深谙“有钱能使鬼推磨”之道的，则“贿嘱皂隶，冀免搜检”。所以，朱元璋还真没必要疑问“奈何以盗贼待之”，那些不自重的学子，就没把自己当好人来看。
由以上粗粗的梳理不难看出，考试作弊并非时代的弊病，颇有一脉相承之势。然而，法治中国的新大幕已经徐徐掀开，防作弊就不能再止于治标。差不多十年前的消息就说，《国家教育考试法》已由重庆市专家起草完毕，进入了征集意见和立法讨论阶段。在那部草案里面，考试作弊、徇私舞弊将被视为违法甚至犯罪。不解的是，这部填补我国一项空白的重要法律，为什么千呼万唤未出来？梗阻在哪里？我们当然不会幼稚到认为这部法律一旦出台，作弊与防作弊的缠斗就会止歇，然凡事总要有法可依，在考试作弊问题上，总要让跃跃欲试者有法律层面的畏惧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