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去行政化有了最新动向。日前，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意见目标是解决教育行政化严重问题
5月8日，教育部官网公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5]5号，下称意见），意见经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意后于5月4日下发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部属高校。
意见共5个部分、22条。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介绍了文件的内容。
第一部分文件“总则”，明确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则；第二部分强调“管”的问题，第三部分强调“办”的问题，第四部分强调“评”的问题，第五部分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要求。
上述负责人指出，政府管理教育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和评价还不充分。
中国教育过于行政化问题，一直是困扰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高校发展的障碍。
上述负责人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厘清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权责关系，构建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
无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不得随意进入学校检查
“管”的问题中，意见要求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清理规范性文件，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干预。
意见强调，严控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项目评审、教育评估、人才评价和检查事项（下称“三评一查”），总量必须大幅减少。各地要提出“三评一查”的缩减比例，并探索“三评一查”归口管理制度。
意见中列出关于“管”的禁止条款：
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明确依据，不得随意进入学校进行检查；政府不得法外设定管理教育的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学校、教师、学生等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清单管理方式也被引入意见。
意见要求建立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向社会全面公开教育及相关政府部门职能等事项。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开展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清单之外的事项学校可自主施行，要尽量缩减负面清单事项范围，更多采取事中、事后监管。
建立教育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对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教育行政工作业绩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对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教育职责的、超越或者滥用教育行政职权的、违反法定教育行政程序造成不良后果的，依法追究政府及工作人员的责任。
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在“办”的问题上，意见明确要求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并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而所有的要求，目标就是克服行政化倾向，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高校自主权放开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考试招生、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教职工队伍管理、经费资产使用管理、国际交流合作等。
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需要改革，目标是建立高校自主评聘，而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管理和监督。中小学自主权放开，主要集中在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等方面。
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鼓励行政人员专职从事管理工作，而中小学校长实现专业化、职业化。
学校要依法制定各具特色的学校章程，“一校一章程”。同一学区内的中小学，可联合制定章程。
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的领导，在中小学、民办学校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中小学建立校务委员会，完善民主决策程序
校要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保障学术权力相对独立行使。普通高校要建立学校理事会，中小学要建家长委员会。
鼓励教育评价行业组织，评价机构违规将入“黑名单”
在“评”的问题上，意见要求推动学校自我评价。学校可以再确立本校的人才培养要求后，定期开展课程建设等各方面监测评估。
强化国家教育督导，提高督导专业水平，教育督导部门归口管理，建立公示、公告、约谈、奖惩、限期整改和复查制度，以便问责。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教育评价，扩大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制定参与教育评价的资质认证标准，并引入市场机制。
鼓励成立教育评价的行业组织，对操作不规范、弄虚作假甚至违规违纪的评价机构，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评价中暴露出的问题，要整改。
意见设定了去行政化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基本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当然，意见也指出，改革稳妥推进，不搞一刀切。
链接
新中国高校行政化和去行政化
2014年第16期《人民论坛 》曾刊发题为《关于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的文章。文中梳理了中国高校自1949年后大概经历的“行政化”及“去行政化”变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形成期（1949～1977年）。中国“以苏（联）为师”建设高校，逐步建立了一套高校管理体制，带有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痕迹。初期，大学书记、校长是由国家主席签名任命，后改为国务院总理签发任命。
文革结束后，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一些本科院校的书记、校长为正厅（局）级，专科院校的书记和校长为副厅（局）级。这一行政等级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计划的实施，一些高校开始将书记和校长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副部级。伴随着领导层级行政化，学校内部也开始建立一套和行政部门大体一致的科层管理结构，尤其是教育部《高校六十条》确定实施后，标志着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高校管理体系正式确立。
第二阶段是发展期（1978～1998年）。
1979年，苏步青（复旦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师大校长）、李国豪（同济大学校长）及邓旭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共同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呼吁让高校有一些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表态要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不过，大学“行政化”状态并未削弱，甚至又有了强化。
第三个阶段转型期（1999～至今）。
1999年，高校进入扩招时代，高等教育资源大众化。这一变化催进着高校“去行政化”的步伐，朱清时教授2009年6月（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率先提出中国高校需要“去行政化”，并随后开始通过南科大进行探索和实践。朱清时现已辞去南科大校长职务。
2010年，中央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高校“去行政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