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技能型、学术型分开的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这种人生职业生涯的分野将始于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
从大的方向上说，这一改革思路值得肯定和期待。高考改革说了这么多年，理念设计从取消文理分科到一年多考，具体操作均无定论。如今这一路径的选取，算是难度最小的，颇似目前职校教育与综合大学教育并行模式的“升级版”。很显然，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有助于改变“全国一张卷”模式下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招生无法体现区分度的弊端，在高级技工结构性短缺、综合大学毕业生与市场脱节的现实语境下，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对这些年一哄而上的“贪大求全”式“专升本”、“院变大学”热潮亦是一种纠偏。
当然，大方向的与时俱进，还需要辅以大量基础性、具体性的工作。在既有大学教育格局业已成形的今天，要想有深层的、系统性的改革，阻力和难度可想而知，至少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进一步求解。
其一，如何以薪酬、社会地位的指挥棒，来改变“蓝领”与“白领”之间天平失衡的现状？诚然，国际上这两套系统分类招考是一种普遍做法，德国模式尤其堪为范例。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社会认可度，很大程度上缘于其蓝领与白领之间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当然也并未达到绝对平等）。而在我国这两种人才之间的落差显然更为明显。中国自古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投射到教育领域，则是读研究型大学、综合大学比读技术类院校更具优越感。今天，尽管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高级技工高薪难求的现象，但这种薪酬上的“补涨”、供求上的短缺，并未与社会心态、教育理念的转变及时对接：一方面，高薪技工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技术型人才仍然处于劳动力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即便是高薪技工，与名牌综合性大学的管理类、研究类人才相比，仍然面临在企业内上升空间有限、社会坐标偏低的困局。
这种不平衡的矫正，必将是一个众多因素综合发酵的漫长过程，绝不可能仅靠教育模式的变革单兵突进，而必须多管齐下，政府、社会、家庭均应积极顺应、有所作为。比如，政府人力资源部门在职业晋升通道上，应对技术型人才敞开公平的大门；社会也应及时顺应这种大势，比如广东卫视推出的“技行天下”节目，“为劳动选秀”，获得高度评价；此外，家长也宜更新观念，灵活选择孩子未来的职业道路。
其二，在更合理地引导学生分流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新的一“分”定终身？毕竟对于很多初中的孩子而言，未来还太模糊、社会还太遥远，学习成绩的“好坏”也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必须允许他们选择错了，还能有“后悔权”、“反悔期”，更能有“回头路”。必须在两条路径之间设计一些低门槛的交叉线、汇合点或者“便桥”，让奔走在它们上面的年轻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变化，及时调整职业方向，而不至于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让一项有着深远政策善意的改革，在一些时候变相成为阻碍寒门学子向上层流动的玻璃门。这对避免新的社会分工的不公，至关重要。
其三，回归“技术类”院校，对一些学校可能意味着“被降格”，对那些潜在的自认“被降格”的院校，怎么做通思想工作？在扶持、打造这些“地方名片”上苦心孤诣、投入不菲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做通思想工作？在一些学校和所在地方看来，好容易“升”上来、成了研究型大学，又要“降”回去，肯定百般不愿、千般扭捏。对此，恐怕亦需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政策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