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浙江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褚健案再次延期审理。这是该案第七次延期。
3年前的2013年11月，褚健涉嫌贪污科研经费等罪名被逮捕，此后一直未开庭审理。
公开资料显示，褚健是我国自动化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副厅级官员：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多年;褚健还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一手打造了中控集团，该企业是中国工业自动化领域少有的几个能与国外抗衡的公司之一。
检方指控，褚健所涉的诸多罪名均在2003年前后，中控集团从浙江大学脱离时，褚健通过低价转让股权等手段化公为私。
被羁押的三年中，褚健一直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自辩称，中控转制符合当时的规定，如果他有罪，那么当时历史条件下改制的众多企业都有罪。
有学者称，褚健案所涉及的早期科研人员下海创业问题，以及科研项目的申请及经费使用问题，均是在原有科研管理体制下扼住科技人员创新“咽喉”的问题。如何审理褚健案，在当下有着普遍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最大腐败案”
12月16日，是褚健案第六次延期审理的截止日。民间有传言，久拖不决的褚健案将在12月开庭，但当天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褚健案再次延期审理。这是该案第七次延期。
根据刑诉法相关规定，延期审理是指法院在已经确定开庭审理日期后，或者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由于出现某种法定事由，使开庭审理不能如期进行，或者已经开始的庭审无法继续进行，从而决定推延审理的一种诉讼制度。
新京报记者获悉，对褚健的调查实际上在其被捕一年多前便已开始。
褚健妻子陈亚秋说，2012年3月，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浙江大学，多封匿名信出现，举报褚健论文抄袭、当副校长期间贪污数亿、向国外转移资产、乱搞男女关系等。
在中央巡视组之后，2012年6月，中纪委驻教育部监察局调查组进驻浙大，褚健是重点调查对象。
褚健被羁押后，在看守所内写下了多份自辩材料，一份材料中提及：自己曾找到浙大领导，询问此次调查的结论。领导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说你有问题没有证据，说你没有问题不好说。”
2013年1月，对褚健的调查继续。国家审计署上海特派办对褚健在浙江大学的科研项目和中控集团进行全面审计。陈亚秋回忆，这次调查几乎是把褚健翻来覆去调查了个遍，最早追溯到褚健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在浙大进行的第一个科研项目。
2013年10月19日，褚健被刑拘，11月3日，被逮捕。
有传言称褚健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有媒体形容褚健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最大的腐败案”。
在经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2015年2月，浙江湖州市检察院对褚健提起公诉。检方指控，褚健涉嫌犯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等。
在该起诉意见书中，关于褚健当副校长期间贪污数亿、向国外转移资产、乱搞男女关系等举报信内容均无涉及。
不过，褚健案未能继续往下走，陷入停滞，至今没能开庭。
新京报记者先后联系经办此案的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方均婉拒采访。
“转制”争议
检方起诉书显示，褚健所涉诸罪均是在他2005年担任浙大副校长之前。
那么，褚健到底所犯何事?中控集团的一位高管介绍，检方指控的事实全部与褚健所创办的中控集团有关。
中控集团的前身可追溯到1993年。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时任新华社记者，他在一篇《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的报道中，讲述了当时身为浙江大学教师褚健，受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影响，自筹20万创办了一家企业的故事。
这家企业当时叫浙江大学自动化公司，挂靠在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中心，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记得褚健对此还略有抱怨，“办一个企业，公家没出一分钱，也没给你任何支持，但全部都是国有资产”。
在当时，社会称这样的企业为“红帽子”企业。姚先国解释，因为当时特殊的国情和社会背景，当时社会办企业也要挂靠国有。姚先国当时担任浙江大学一学院的领导，在这所学院的名下，便挂靠了几家企业，“记得当时挂着浙江大学名头的企业有100多家。”
浙江中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王为民回忆，褚健一开始就雄心勃勃。他设计公司的英文商标为“supcon”，是“super control”(一流的控制)的缩写，言下之意要做控制系统，就要做最好的。